现代水墨潮流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人，也许在谷文达之后，他是中国现代水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就是刘子建。

　　刘子建崛起于80年代中期。他的艺术孕育在这个时期，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他置身在当时空前剧烈冲突和动荡的“新潮美术”氛围之中，亲历了中国艺术现代进程的实验期。在这种潮起潮落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结合点日渐明晰，新潮美术家及新潮美术运动一个明确的视点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他们改变着千年的民族艺术习性，眼光由过去转向现在和未来，由客观转向主观，由现象转向心灵，由民族命运转向人类命运，由具体事物上升到哲学层面。年轻的刘子建此时正生活、工作于长江畔的武汉，武汉是当时新潮美术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一批文化的精英分子(哲学家、文学家、画家、美术批评家)矢志于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重建，他们常常聚集一起谈论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新世界图景，勾划神话般的艺术蓝图，他们把激情归于这样的焦点——哲学、生命、意志、存在主义、艺术观念的更迭、现代艺术的移植与传统文化的批评等等。

　　在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现代艺术群体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子建是这一艺术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在这一群体中他的思想、艺术都受到冲撞，在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中，他反思自己的艺术，也反思了孕育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清醒的思索中，他做出了自己的美学选择——把古典水墨的空间逐出自己的画面，以“水墨”取代“笔墨”，摒弃传统线性语言的构成方式，并旗帜鲜明地批评“骨法用笔”、“书画同法”的古典神圣原则。

　　正是在这一大气候中，刘子建找到了自我，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志向，毅然选择了与传统断裂的水墨方式。

　　他从李世南的泼墨中敏感到消解线性语言规范。解放水墨可能是一条路子，这一点启发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影响来自赵无极，赵无极的原作深深震撼了他，其抽象形式意味给他以重建水墨审美空间的新角度;主要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他决心成为一名传统文化的变革者。

　　刘子建的作品始终弥漫着根深蒂固的东方时空观和浪漫情怀。作为一个基本框架，他在不断地增补中进行着人文精神的深化，抒发着自己对世界、人生的个性化感受，因此，他的探索愈发显出不可言喻的契合，画面中的各个部分在整个系统的相关中呈开放性。比如，刘子建作品中常见的墨团、水迹的幻化、肌理及至点、线的交错在发人深省中，还显示了一种时代特征——骚动般的激情，其实，它唤起的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焦虑，采用了一种类似浑茫的理性洞察力，又结合了谜一般组合的物体，以求达到那种既深邃而又神秘的水墨境界。

　　显然，对无意识的兴趣是画家现代水墨创造活力的源泉。刘子建的现代水墨中的所谓“飘浮”正是指此而言的，因为他的作品从总体而言，整个地具有一种从精神到哲学的演进特征。从形态特征及其意象来源来看，刘子建的作品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他生于湖北省沙市，深受楚文化神秘、灿烂、浪漫、幽邃的文化氛围浸染，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更是深远的。楚文化奇异瑰丽、节奏流畅、情感丰富、外露又不失严谨，极富于抽象意味和形式美感，最突出的乃是其“人神交融”的方式，其中浓缩了人与宇宙关系的生动的艺术写照。楚地民族的生命观和生命态度是楚文化发生、发展的渊源，它表现出来的对精神生命的执著与热爱，及对神秘幽远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所展示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给了刘子建现代水墨以精神营养。他认为“人是靠神话活着的，没有神话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神话既是个人的秘密，又是一种生存的勇气。”这一切都规定了他未来艺术发展的美学特征。二是刘子建的艺术方式和基本追求，受着生命内在愿望的左右，他作品中常让人读出一种关于生命的暗喻。“生命的神秘于我来说是与生俱有的。”当画家每每把浓黑的墨汁泼向宣纸，并幻化为无尽层次和丰富意蕴时，他无意识中仿佛又重返母亲的子宮口，一次次重温着黑暗之中生命得到孕育的感觉，想象着子宫口张开的那一庄严瞬间第一束天光照射到生命的辉煌。刘子建作品潜还的题旨使是表现复活生命孕育过程与生命之初的混沌，还有他偏爱的黑暗中的光，它们包蕴着关于生命的秘密，画家此来表达他对生命状态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怀。

　　他极喜爱黑色，他的黑色是吞没和孕育生命的巨大能量，而因此出现的抽象形象则暗示着生死流变的生命运机。由于画家未把自己的情思和自己的艺术滞留在物化的空间里，而是从关注生命的角度去升华自己的水墨语言符号，因此，运用水墨媒材和抽象形象的构成方式，充分发挥中国绘画材料的特点和水墨物性，以笔、墨、点、线的碰撞，分割其形态，以构成具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图式。这种艺术指向，并不是把视觉的形成和传导程序上的具体符号作意义上转换，而是把图式形成的过程复活为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墨象”的提出及其实践，在水墨史上具有突破意义。古典的笔墨观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形成并规定了营造物象必须使用一种具有抽象的线条，这种线条类似书法用笔并依附于某种造型而存在。而刘子建的现代水墨与之相异之处在于，他追求一种水墨独立的价值，并按内在逻辑对古典水墨进行分解、组合、共振，把水墨拆解成不同质、量的基本构成元素，这些元素的共振产生节奏与旋律，完成画面的空间构成与音乐感的发生。这样，画面上表达的是水墨及其各独立元素自身运动的结果，并体现出水墨自律性与特殊韵味的价值;这种抽象特征，显示了水墨的非确定性功能，由此构造的“墨象”空间，必然是种非确定性的心理空间，并且，实现了这种可能：深邃的意象造成纵深以产生穿透并联接遥远与近在咫尺的空间感觉，平行观之，则是水墨的外在形态裹夹着一股气韵翻卷着向四外扩散，水墨的运动清晰地印记下时间和情绪的轨迹。在这里，多维时空层次的重叠、交融，构成了一条直达冥思玄想中的遥远往昔与未来的通道，以实现画家内心追慕的“苍茫一片、万古如斯”的冷峻诗意。

　　对刘子建而言，“墨象”不是视觉的三维空间意义，而是在一种状态中窥见到的宇宙自然更深更广更远的结构;而其中的水墨思想的图象阐释，实际上是水墨的视觉效应对应情绪的反映，是一种空间状态中的心灵展示与限制。此中，墨色之黑显得极端化，其主导走势为幽冥深邃的神秘感，当墨与黑用来传递宇宙自然与人的心灵深处信息时，它滤掉了五光十色的繁杂世俗的表象，以一种纯净的单色负载着画家的主观性和诗情，以肃穆神圣感挥去了光色下的物质世界表象，并与之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距离感，令人在心灵体悟的过程中领略着其极强的个人性的精神特征。这种富于玄思与悟对的墨象，除具有画家对自身生命形态的追忆之外，显然，还具有狂想性质。

　　而刘子建1994年的作品，明显的标志着画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艺术语言时期。先前艺术过程中展开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时期基本明确并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在确立自己艺术原则的基础上，强化了个人风格。它的最鲜明的特征是，以硬边、破边语言的丰富性和圆、十字等基本符号的各种形态表情去构成、重组画面，以表现一种生命与时间的流逝感，这是一个飘浮的、旋动的、穿透了黑色空间的物象和光、声混成的生命意象。归纳起来，刘子建的图式建构主要是消解古典水墨系统：一、消除空白，创造黑色空间;二、消除线性因素，实现新的水墨表现方式;三、用抽象符号置换意象符号。

　　这正是刘子建现代水墨艺术中东方精神的重要环节。

　　在时间碎片于黑色空间中的尖利呼啸中，我们读出了宇宙无涯、神秘不可知和人生的虚无与渺小，更令人赫然入目的是，读出了不可逆转的生命与时间流逝的宇宙恒常规律性，并为这种充满哲理的宏大题旨，营造了光和空间的纵深意象，强调了视觉效应的新鲜和刺激，产生了厚重、庄严、深沉、神秘的美感魅力。

　　由此看来，刘子建的水墨创作一扫古典水墨的和谐、冲淡的经典性，而代之以非和谐的冲撞，其中裹夹着强烈的现代人文精神信息与能量、显示了沉浸在水墨语言中的画家对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及性质的参悟。

　　正如美术批评家皮道坚先生指出的，“引进的硬边拼接手法已完全不露痕迹地融入水墨的流动、渗化过程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对抗性因素;画面上那些”计白当墨“的硬边处理，与显然也是着意为之的，仿佛是化不开的郁结般的浓浓墨块、墨团、墨点一起，在浓淡水墨自然流变而成的幽明隐显、恍惚交替的背景上，构成具有强烈冲突感和神秘意味的新墨象。”皮道坚所言极是，并一语中的剖析了刘子建水墨独创的审美意义。

　　(本文节录自徐恩存《焦虑与突困》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